我特别不愿意成为焦点
——对话范伟
本刊记者 王年华 发自辽宁沈阳、本溪
上了春晚，司机还是认不出我来
人物周刊：你走上演艺之路，跟父母很有关系？
范伟：我爸妈都爱好文艺，就是没什么机会。我爸在厂里的工会工作，没事儿爱写点小快板小诗歌。他下班回家，我把他的包接过来，看里头有没有好吃的，就老看见大牛皮纸的信封，里头装着退稿信。我妈是商店营业员，爱唱爱跳爱说爱笑，模仿能力很强，模仿左邻右舍谁说话特别像。我既有我妈表演天赋的灵劲儿，也有我爸勤奋踏实的笨劲儿，我首先得感谢父母。
人物周刊：所以你很小就成了胡同明星？
范伟：在我们那个胡同，就成了小明星了。动不动就来一段，用口琴伴奏的、用笛子伴奏的、用扬琴伴奏的，全都有。邻居就夸我，说好像有这个天赋。我爸妈就上心了。我爸花5分钱买了本《怎样识五线谱》，说没事儿你学习学习，早上起来练练嗓、压压腿。后来我舅舅找了音乐学院的老师来听。老师听完说，“孩子你还会别的吗？”我就又讲了一段故事。他说，“你条件一般，要唱歌永远是业余的，但你有点表演天赋，信我的话，你去学表演。”
人物周刊：跟谁去学表演呢？
范伟：那是1978年。沈阳有点闭塞，对影视表演、话剧表演没什么概念，最火的是相声，所以就找到相声演员陈连仲老师，跟他学了5年相声。方言基本上都是那个时候学的。
1983年我考入了沈阳曲艺团。那时团里相声演员有12对，但只有两个创作者，你分不到作品就没机会参加比赛。所以我开始自己写段子。1993年首届中国相声节我拿到了一等奖。别人提醒我拿到这个奖可以申报一级演员。我稀里糊涂，过去是三级啊，先弄二级。就是得奖一瞬间感觉特好，其他也没在意。我还主持过辽宁电视台的节目《愉快周末》，类似《综艺大观》。
人物周刊：后来怎么跟赵本山老师认识的？
范伟：我是90年开始演小品，93年开始跟本山大哥合作，辽宁省文化艺术节演了《走茅道》。本来那年就有机会上春晚了。本山大哥的小品打算换一个演员，找我去看看，但最后没换。95年上了春晚，演《牛大叔提干》，以为自己红了。坐一宿车从北京回沈阳，没让家人接，自己打车，凑上去跟司机聊，看人家能不能认出我。春节晚会看了吗？看了。怎么样？还行。赵本山老师那个小品呢？看了。怎么样？挺好。这么问了人家愣没认出我来。
人物周刊：有人曾经说范伟在赵本山的小品中只是佐料，换谁都行。
范伟：可以分3个阶段。1995年、1996年，《牛大叔提干》和《三鞭子》，的的确确是那个状态。当时有个作者说过一句话，说舞台上的焦点是赵本山，如果旁边那个演员连续说3句话以上，观众就会不耐烦。所以大家有顾虑，无论创作排练，旁边的人话越少越好，就给本山大哥搭句话，本山大哥就开始说。听到这个评价我也不觉得委屈。到1997年《红高粱模特队》，就有点改观了。本山大哥演土教练我演洋教练，两个人物有了冲突有了戏，观众就爱看了。从这时候到1999年，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可能是《卖拐》、《卖车》、《功夫》加上《心病》，从2001年到2005年。这时候两个人物之间有强烈的戏剧冲突了，更好一些。
人物周刊：那2000年是演什么呢？
范伟：2000年他跟宋丹丹，陪聊的那个。原来是我们3个人，当时考虑说我一直上春晚，别断，给我加了个儿子的角色，上来交待一下我爸到城里难受，我找了一个陪聊的，说完就下去了。我觉得这个人物有点画蛇添足，主持人都可以做的事儿。我就跟本山大哥说我就别上了这个。
这一二年可能不会上春晚
人物周刊：现在东北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化，对全国影响很大，其中是不是有你和赵本山老师合作小品的因素？
范伟：有这个因素。我觉得它顺应了当代人的谈话方式。记得头几年特别流行过一段京味儿幽默，是比较绕的。京味儿幽默为什么绕呢，可能是皇城根底下莫谈国事，想谈就得绕着说，就骂人不吐脏字儿。可能现在人的生活节奏也快了，希望说话直来直去、一步到位。东北人说话恰恰有这特点，没有铺没有垫，冷不丁的感觉。再加上本山大哥他们这些人对这个都有一定的影响。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你都没上春晚演小品。
范伟：2006年到2010年。我真是没闲着，两部电视剧都是从头到尾跟着弄。《南京！南京！》虽然戏不多，时间很长，将近一年，心老是拎着。我还主演了电影《即日起程》，然后客串《非诚勿扰》。2006年《乡村爱情1》，2007年《乡村爱情2》，2008年《关东大先生》，跟本山大哥客串了3个电视剧。可能春晚关注度太高了，就觉得你没上晚会，等于远离了观众。所以说这个舞台太厉害了，5年当中你干了这么多事儿，观众还觉得你远离他的视线，不如一年上一个小品那么引人注目。
人物周刊：这5年当中，有没有人建议你去演小品？
范伟：不是建议，包括春晚的导演都来找过我，但我不能那么做，原因很多。我觉得特别对不起别人，他们通过谁给我带信，我都没回复。我也觉得很失礼，特别遗憾，但是我没法回。事实上我对春晚特别有感情。我没上春晚那会儿全家人就是忠实观众。三十晚上吃完了饭，放好圆桌，摆上瓜子、糖果、茶水，全家坐在电视机前，把灯关了看春晚。谁要上厕所都是蹑手蹑脚地去。我上春晚后家里人肯定关注了。直到现在我也是每年都看。有一年我在香港过年，特意找了一家有中央电视台频道的宾馆，就是为了看春节晚会。我由春晚的忠实观众，到春晚的忠实演员，又回到了春晚的忠实观众。我永远感谢这个舞台。
人物周刊：以后不打算再上春晚了？
范伟：我不敢说以后的事儿，最起码这一二年可能不会。有人说我胆小，我是有胆小的时候，但我也有胆大的时候。比如春晚，决不是一般人敢于放弃的平台，因为它能给人带来巨大的利益。我敢放弃这样的平台，这不是一种勇气吗？否则，我就会委曲求全、自我调整，因为它给我带来利益，对不对？事实也证明了，我不上晚会之后，的的确确影响没以往那么大了。好多记者采访我时都说通过《老大的幸福》，我又一次点亮了自己。为什么说“又一次”呢？说明我是沉寂了一段时间，不上晚会是很容易被人遗忘的。能作出那个选择我胆小吗？
演戏跟吃饭一样，需要换换口味
人物周刊：怎么想到要拍《老大的故事》？
范伟：这个故事来源于我跟我哥哥的经历。他原来在沈阳，有点糖尿病什么的，没人照顾，生活也不是特别有规律。我就想把他接到北京，我让他吃得少而精一点，住得好一点，学学开车，学学电脑，充实一点。他猛一听就懵了，但知道弟弟是为他好，就答应说行行行。到了北京，他就去学车、学电脑，一直说各方面都挺好。但3个月之后终于绷不住了，说都不好，上火，血糖也上来了，我还是回家乡吧。我就想，可能人对幸福的理解是不太一样的，当下人都关注幸福问题，我找编剧写这个。
人物周刊：这还是你擅长的小人物的故事。
范伟：我喜欢小人物的故事，比如日本播了几十年的《寅次郎的故事》。寅次郎就是小人物，为什么几十年前在东南亚火成那样呢？他那个时候的日本跟我们现在比较像，人每天的生活节奏很快，很物质很急功近利，说成功了会怎么样，失败了会怎么样，就日本人那个劲儿。然后杀出个寅次郎这样的人物，活得很潇洒，浪迹天涯，成就成，败就败，没有任何挫败感。可能就给大家带来思考，我们干吗这样生活？
人物周刊：相比以前的作品，《老大的幸福》喜剧元素比较淡，你是想演一些更正的角色吗？
范伟：这是个尝试，步子没敢迈得太大。其实这两年遇到了很多比较正的好角色，我没敢动。说心里话我有点怕观众不接受。我拍了很多比较正的电影，小众的文艺片，《芳香之旅》啊、《看车人的七月》啊、《耳朵大有福》啊，《南京！南京！》算大众一点的。但是我想，电影和电视不太一样。比如《南京！南京！》，他可能一上来没认出我，后来说这是范伟啊。稍微跳一下之后，影片营造的那种气氛，会让他很快忘掉我是个喜剧演员。另外电影观众和电视剧观众还不一样。电影观众看电影，他不被那种东西左右。电视剧不一样，什么观众都有，大家是敞开式地观看，中间可以上趟厕所，一边干活一边看都可以。所以我接电视剧的时候就特别慎重，我说这个人物虽然好，但是我不敢接。这次等于是迈了一小步。老大是个正剧角色，但我稍微带一点喜剧性。过去可能哈哈大笑，现在可能会心一笑。如果观众能接受，我下一步可能就接那种比较正的了。我特别希望在电视剧中也演一些电影里那样正的人物。
人物周刊：喜剧这一块您也不想放弃？
范伟：不放弃。演喜剧有意思、开心。演正剧，比如《南京！南京！》，那真是折磨人。你像把女儿扔到阁楼下那场戏，你怎么拍？原来剧本是写把我女儿踢死了，说还不够震撼，要把女儿扔到阁楼下。我说这样视觉上太不舒服了。导演说咱们不拍女儿，就拍你的反应，带出这个场面的残酷。他说我给你一宿的时间，你想你孩子从楼上摔下去，你会什么反应。咱是有儿有女的人啊，那一宿我就没睡好觉。第二天我们拍了两条，一条干了3分多钟，就是往外跑啊、吼啊、拍啊什么的。第一条就是本能的反应，就感觉孩子被那什么了。手拍窗户框上那个铁叉子，全都拍破了，进入情境当中去了。第二条就有演的那种了，因为我手破了，就拍得小心点了，疼啊。第一条不知道，完事了一看，口子翻开了，淌血。你想就这过程多痛苦，喜剧哪用这个啊。
人物周刊：像葛优也不想只演喜剧，怕被定性为就是喜剧演员，你也是这样的吗？
范伟：我不是怕，喜剧演员没什么不好。我觉得喜剧演员是演员里头最高级的。作为演员，把人弄哭很容易，把人弄笑非常难。人都是有情感的，你比如说我们演的兄弟之间的情义，一个小细节打动他一下子眼泪就出来了。让人笑可没那么容易，你得动很多脑子。我现在演正剧并不是瞧不起喜剧，而是想尝试点不同的。演员演戏就跟人吃饭一样，需要换换口味的，观众也需要换换口味啊。
人物周刊：最近几年周星驰拍的片子越来越少，也越来越严肃，观众的评价却不如从前，你对自己的转变不担心吗？
范伟：后边我没怎么看。《功夫》我看了，可能过分注重了特技，不太注重电影本身幽默的智慧。我觉得他也是在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方向，也在摸索，我往这上头走一下怎么样。包括我个人也是，比如说这次《老大的幸福》，如果过头一点可能就会出现大家对周星驰的那种感觉。我原来想，我就来一正剧，但我说不行，我得往回调一点，有点喜剧性。我想周星驰会不断调整方向，让大家重新喜欢他。
生活中我不是一个幽默的人
人物周刊：范伟这个名字太普通了，有没有查过全国有多少人跟自己同名？
范伟：没有。但前一阵有一个我们辽宁的老乡，得鼻癌去世了，就叫范伟，记忆力特别惊人，上过《实话实说》。然后网上就说范伟去世了，崔永元要去什么的。好多人就给我打电话，“喂？”我说你好。那边半天没说话，完了说，“哎，没事儿吧。”我就上网去查，有人造谣还是怎么回事儿？然后我说，是另外一个范伟。他说，“哎哟，我忐忑了好几天，就想打个电话，谁知道一打你还接了，吓一跳。”
人物周刊：和其他明星相比，你的话题新闻比较少，不太做宣传活动或者上综艺节目。
范伟：对，我觉得那是特别没意思的事儿。
人物周刊：你不会制造话题炒作自己？
范伟：第一我不会，第二没想过。没想过，永远不会。要一想，慢慢学就会了。我首先没想。
人物周刊：据说你有点社交障碍，怕应酬，不能喝酒。
范伟：怕。我长的是一个特别能喝酒的人的样，完了不能喝酒，出去就面对很多尴尬。大家以为和我在一起能热热闹闹地喝点酒，开开心心地逗逗乐，结果我生活中和戏里的反差很大，既不能喝酒又不会开玩笑。我特别羡慕那些能喝点酒的人，你说多好啊，喝完酒乐乐呵呵的。别人喝酒你在那儿干坐着，非常别扭，特别是在大家以我为焦点的时候。我不喝酒不开玩笑，人家就觉得我在装。我们俩在一起接触了这么几天，你可能觉得我不是那种爱装的人。但是那种社交往往是一次性的。说今天范伟来我们一起吃个饭，一看你这样，大家客客气气地把这个饭吃完就走了，就定性了。我受不了别人那种由期望到失望的情绪，所以我就不出去了。
人物周刊：而且你也不喜欢成为焦点，让别人围着你转。
范伟：我特别不愿意成为焦点，因为我长期都不是焦点，本身性格也是这样。一旦成为焦点，我就特别不得劲。我愿意我前边有一个人，我在背后很舒服地待着。
人物周刊：就是说你不喜欢当出头鸟？
范伟：对，那样特别难受。每个人都有表现自己的欲望，这是肯定的。别人说范伟是好演员，把角色演到位了，我也愿意这样，哪有不愿意的。但我又不想处在众目睽睽之下，好多谈话节目让我去，我都不去。国内各种各样的电视谈话节目，推了很多。我不是不喜欢那些栏目，我是他们的忠实观众啊，就是我觉得我谈话太没魅力了，会让大家失望。
我演了很多喜剧，大家觉得范伟肯定是个特生动的人，其实我平常不生动。坐在那儿聊天的时候，我很怕这种期待。我从小说相声、演小品，这些都要求你对观众察言观色。站在台上，你看观众的眼神，有时候就让你很兴奋，有时候就让你特心灰意冷。如果他稍微有点厌倦，我就会特别难受。长期在舞台上跟大家互动的演员就要受这罪。
有一段时间，我也跟自己说，你作为一个演员，你得锻炼自己，得跟媒体打交道，争点曝光率啊什么的。我锻炼了一阵，越锻炼越不痛快。比如说我做《鲁豫有约》，下边都是些学生，对我印象都挺好，我一上去都特别兴奋。但聊着聊着，大家情绪就下来了。我看大家那样了，我就特崩溃。后来我说算了，我就用戏、用人物跟大家交流吧。
人物周刊：为什么你现实生活中的拘谨，并没有影响你在喜剧中的表现？
范伟：生活当中我时时刻刻提醒自己我是范伟，我所做的一切代表我个人，所以不敢越雷池一步，因为我谨慎嘛，我说千万别招事。演戏是演戏，跟我个人没有关系。角色怎么招摇、怎么虚荣、怎么放肆，那是角色，我能掰得开。生活当中我是很敏感的人，时刻提醒自己我这句话说得过不过分，会不会伤着对方，或者伤着我，开这样的玩笑别人会不会说这个人太次了，怎么这素质啊。所以生活当中我不幽默。但我会把所有幽默的东西储存到脑子里头，把它们用到人物身上。
养身必养心，养心必寡欲
人物周刊：还记得你拍的第一个广告吗？
范伟：第一个广告是在沈阳的时候拍的，1992年吧，一个苹果醋的广告，也就三四万块钱。1992年也就是辽宁人认识我，还没跟本山大哥合作，挣这么多钱挺高兴。我1990年结婚，为了上班方便，在附近买了个小房，我爸妈拿的钱，4万多吧。这笔广告收入把他们的钱还上了。
人物周刊：总的来说，你觉得明星的高收入合理吗？
范伟：我觉得既然存在，就有它的道理。只要依法纳税，把该交的交了，没什么问题。你说明星这个收入高吗？来找明星的人，他收入肯定比明星还要多，对不对？明星等于他收入的工具，那也要给明星适当收入。就是市场需求，我觉得是这样。
人物周刊：演员生活非常紧张，压力大的时候会不会失眠？
范伟：我从来不失眠，只是睡眠质量不好，打呼噜打到睡眠障碍的程度，有时候憋气、脑袋缺氧啊什么的。一般来说，进组头一天有点睡不好觉，担心第二天的戏。一旦拍完第一场戏之后，哎哟，一下放松了，觉睡得那个香。《南京！南京！》我印象最深。陆川说了那句话，我上半宿就一直琢磨这个，下半宿做恶梦。在这种情况下有个一宿两宿，其他时候不失眠。
人物周刊：有压力的时候怎么释放呢？比如用运动来释放？
范伟：我运动完全是为了调整身体，因为家里有遗传基因，血糖高，但是我控制得特别好。我2003年就发现血糖有点高，然后一直没吃药，运动、节食什么的。
我缓解压力是靠不停地弄东西。你比如说《老大的幸福》用了3年才拍出来，为什么？中间一波三折。我不停地折磨自己、折磨编剧，这个东西能不能再好点、再好点。包括老大这些词儿，我觉得说得不到位，就把它拿过来自己弄。我们拍戏的时候，剧组在我家门前给我包酒店包了两个月，我每天到点上班。2009年过年的时候，我就在家过了3天，三十、初一、初二，初三我就又到宾馆去了，就弄那些词儿。弄好了你就没压力了，没弄好你就说这不行，这拍出来什么啊？我就是靠不停弄东西解决压力。
人物周刊：这样“折腾”，是不是对身体不太好？
范伟：我觉得所谓养生有个大前提，就是养身必养心，养心必寡欲。就算每天去健身房跑，去外头散步，每天运动多少小时，你要是心乱如麻、焦虑不堪甚至抑郁，怎么都谈不上养生。养生就要把心态调整好了。怎么调整好心态？欲望少一点。欲望少一点心就会静一点，心静对什么都好。
昨天有人说，这个戏接本山大哥他们那个《乡村爱情3》，你有没有担心收视率？我说我对收视率没概念，我要对什么东西都有概念，我就当不好演员了，我的心就不静了。要是演戏前想到收视率，那我演戏肯定不在状态上。平静才能把戏演好，因为你面对的是冷冰冰的镜头。
人物周刊：《老大的幸福》里有些东西比较接近老子的观念，你是怎么看老子的？
范伟：我觉得南怀瑾先生有个说法特别好。他说，学儒就像逛粮店，学佛就像逛百货商店，学道就像逛药店。的的确确，现在很多人对身外之物的追求有一点病态，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给这些人提提醒特别好。但你不能就在那儿讲大道理，不能推荐大家都去看《老子》，或者王蒙的《老子的帮助》。你把它变成一部戏、一个大家特别喜欢的人物，让他渗透点这样的生活道理、生活智慧给大家，我觉得这是个特别好的事儿。
比如，老大最后跟兄弟姐妹们说，我为什么这么知足？他说，我是62年生人，家里太穷，生下我之后爸就把我扔了，是妈实在舍不得又把我捡回来了。爸妈把你们生下来后去世了，我明白妈妈为什么把我捡回来了，冥冥之中等于交给我个任务，让我抚养你们。我为什么知足？我这条命都是捡回来的，我还有什么不知足？我活着都等于占便宜了，我还有什么不知足？
知足的人会有意料之外的幸福
人物周刊：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有没有想过收徒弟？
范伟：没有。这跟性格有关系。我这种性格，一旦做这件事，就得把它做好。收徒弟也一样，一旦收了我一定得教人家东西，而且教得特别好，扶你上马送你一程，我有责任。你说现在我能教他什么呢？演戏的诀窍？我要教学生演戏，两句话就能解决了。第一，得认真。我是认真的人，因为忐忑所以认真，别人使八分劲儿咱使十二分，结果就是好的。一句话就完了，我还能教他什么？天赋那是爹妈给的，我不能把自己的强加给他，对不对？你还能干吗呢？没有什么。
人物周刊：所以还是单打独斗？
范伟：我拍的每部戏大家都有合作，不是单打独斗。过去我们的相声、小品、二人转，那种民间艺术讲究师承什么的。你像我现在也不说相声，你要学相声也应该找郭德纲那样的相声群体，或者冯巩他们——他们现在在中戏搞了一个相声班。我还收什么徒弟呢？二人转我也不会，至于表演，都有艺术院校了，我没必要这样。我就做好一个演员吧。
人物周刊：那有没有想过自己开一个公司？
范伟：更没有了。我表演上还可以，其他方面非常弱智，转不过弯儿来。有时别人看出了问题，传达信息说，谁谁谁对你有误会。我一愣，在心里倒带，慢慢慢慢倒，明白了，原来是这样。
我信奉一句话：一即一切，一切即一。我觉得你干好眼前的事儿了，你就会干好每件事儿。我就把眼前这个事儿干好。你比如说我现在拍这个电影，就把这个电影拍好了。为了拍好这部电影，我把眼前这场戏拍好了。为了拍好这场戏，我把这些词儿说好了。然后你就无限放大，词儿说好了戏就好了，整个电影就好了。
人物周刊：我们杂志有一个常规问题，放在你身上特别合适，因为你刚演完《老大的幸福》：你觉得你幸福吗？
范伟：我特别幸福。因为我现在特别知足。老婆无忧无虑，儿子健康成长，工作有张有弛。然后这部戏大家的反应这么好，超出了预想。人知足了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惊喜。这是幸福的源头。此时此刻，我们俩聊天的心情，是特别幸福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