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其银
义斌兄离开我们快一年了,他的音容,他的笑貌,他的言谈举止,仿佛还象昨日在眼前闪现。恍惚间,我还觉得义斌兄仍然坐在窗前,仍然笑容可掬地和我亲切交谈。一个激凌,把我拉回到现实,秋风依旧萧瑟,早已物是人非,心中不由一惨。
去年底,一个异常寒冷的早晨,妹妹突然从射洪打来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有点不大对头,妹妹告诉我:哥哥,大哥走了。我吃了一惊,追问:你说啥?说清楚点!妹妹说,晨六点,大哥突然一阵猛烈地咳嗽,一口浓痰堵在气管上,把脸都憋得通红,就是吐不出来,大嫂小琼吓慌了,要把他往医院里送,可大哥坚决不去医院,大嫂没办法,只好跑去请医生,当医生赶来时,大哥因憋痰太久,已经停止了呼吸,医生无力回天了。何义平(我妹夫)已和何义勇何义刚何义俊几兄弟赶到金华去了。
我听后顿时双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手机也掉在了地上。
无法接受,真的无法接受!我和他分别还不到两个月。那天我去看他,他很高兴,精神也很好,捧出他的一大摞书稿给我看,很有信心地说,再等半年,全稿就将完成,那时一定要我给他改编成电视连续剧,这种题材很少,相信一定会有市场。我再三告诫他,你现在的主要任务是保重身体,其他都是次要的,书不着急,可以慢慢写,你这题材没有时效性,电视剧也可以慢慢做,只要有身体在,啥都好说。我们当时谈得很好很畅快,谁知这一次的会面竟成了永诀,仅仅两个月不到,就天人永隔了!怎不叫人无穷忧思,无穷愁怅!
我和义斌兄相识于1974年,我们相识的经历还颇有点传奇色彩。
74年春节,我回家探亲,大年初一去父亲坟上扫墓,我一个儿时的发小陪同我前往。在墓地,感慨良多,随即信口胡诌了几句:“高卧青山望涪江,当年川上逞豪强。只今唯有英灵在,草凄风寒几夕阳。”谁知我那位发小竟把它记了下来。我返回单位半个月后,发小寄来一封信,信中还附有一张诗笺,注明,他们单位新调来的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叫何义斌,很有才华,看了我的上坟诗,赞不绝口,决心要和我交朋友,并回敬一首五绝诗。我展开诗笺一看,上写道:“江上弄小舟,舟停水自流。船工篙棹史,清风伴白头。”我颇有感触,但又有些不同意他的见解,便马上回了一首诗作答:“贵章读毕激愚情,春风冉冉送知音。文辞华美堪敬意,语言精辟更义深。枯骨荒塚非隐士,清风白头不相称。感友未识敬父挚,罗江拱手谢君恩。”
信很快又回来了,是厚厚的一叠,这次是义斌兄自己写来的。展开信纸,开头就是五个“好”字,接下来是一番恭维,最后笔锋一转,说我误解了他的意思,特寄来10首七绝以表心迹。我暗自称奇,展开诗稿,头一首就是:“清风不解华章论,笔锋转讥笑愚人。我赠七绝述吾意,盼君余暇常批评。”我笑了,朋友也太认真了,但确实很有才华,这个朋友一定要交下去。于是乎,便根据他每一首的韵,每一首的意思,和了10首寄了过去。这一来就一发不可收拾,书来信往,鸿雁频频,吟诗唱词,谈文作赋。
一晃半年过去,我又回家享受一年只有12天的探亲假。纸上交往数月,我才第一次目睹了义斌兄的尊容。原来他比我年长6岁,高大魁伟,堂堂一表,一笑起来就像弥勒佛。从交谈中,我得知他因多种原因,学历很短,只读到五年级就辍学去农机厂学车工,当时只有14岁,因喜爱文学,总是千方百计搜寻报章杂志书籍来读,凡是有文字的东西,都是他阅读和学习的对象,数年下来,居然达到了他现在的水平。文革爆发后,热血青年积极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投身到运动中去,到六十年代末,他这个飞跃赫赫有名的造反司令已是农机厂革委会主任。逐渐清醒的他,开始厌倦残酷的政治斗争,想超脱出来。经过向上级县手管局多次申请,终于在73年下半年,调到县建筑社任革委会副主任。
听完他的传奇人生,我由衷感到钦佩,更有一种“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我们的距离一下拉近了许多。
不久,少烽兄从遂宁调回射洪文化馆任文艺辅导干部,共同的志趣和爱好,把我们三人紧密团在了一起。只要我在射洪,我们三人就几乎天天相聚。此时,义斌兄已由建筑社调到了县手管局工作。在他城墙上狭小的寝室里,在少烽兄文化馆卧室兼工作室的简陋住所里,在河堤上,在田间阡陌上,我们谈论文学,谈论社会,谈论时事,当然也谈论政治。在这种文化氛围的影响下,在以少烽兄为首的周围,很快就团聚了一批青年文学爱好者,这也是射洪文艺圈的雏形。我记得义斌兄当时的诗歌是很大气很夸张的,诸如“钢钎赶着大山走”,“百里钢城开新花”等等,为他的夸张,我们时常争论,在谁也说服不了谁的情况下,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75年5月,少烽兄义斌兄和我同时参加了绵阳地区文艺创作会,会后,我邀请他们到罗江我工作的单位一行。少烽兄因家里还有两个孩子,不便久留,便返回射洪了,义斌兄则同我到了罗江。在罗江呆了两天,义斌兄突然想起,妻子的产期就在这两天,于是赶紧返回。果然,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出生了,该女从会说话起,就先义斌兄喊我为爸爸,于今38年过去,一如既往。
粉碎“四人帮”后,文艺百花园迎来了春天,此时,义斌兄已出任县水泵厂厂长,在他的带领下,水泵厂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每次到绵阳地区开创作会时,因蒋子龙的《乔厂长上任记》已风靡全国,大家都亲切地称义斌兄为“乔厂长”,他也当仁不让。这段时期,义斌兄的创作来了一个小高潮,不断有诗歌和小说在省级以上报刊问世。
82年6月,我接到中国作协四川分会的通知,去新都参加省作协举办的第二期文学创作讲习班,全班30人,包括重庆涪陵万县。我很兴奋,预感到义斌兄也一定会来,我们又能在一起共同学习较长一段时期了。报到后,碰到射洪来的费尽贤,老费告诉我,义斌兄家庭发生了变故,他离婚了。这突如其来的消息,使我如坠五里云雾之中。
家庭的变故,给了义斌兄致命的一击,同时工作上也遇到了不少麻烦。此时他已调去通用机械厂任厂长,因他秉性刚正,锐意进取,不善于搞小动作,只想如何把生产搞上去,对权力斗争还处在幼稚阶段,和部队转业来的书记搭档矛盾日趋尖锐,工作起来处处掣肘,便萌生了离开企业的念头。在少烽兄的鼎力帮助下,几经周折,终于全职进入了文化部门,出任金华山文管所副所长。
应该说,这是他一个全新的开始。但事与愿违,海南刚刚建省,他再婚的妻子一定要拉他去海南淘金。拗不过,他只好办了留职停薪去南闯海南。
当我再见到他时,已经是九十年代后期。我听说他回来了,便去金华山看望他。他住在读书台的几间房间里,住处甚为宽绰。但看起来十分落泊,人也形销骨瘦,一看就知道,在海南的日子不顺。他告诉我,他和后妻又分了(这在意料之中,当初大家都不看好),他是一个人一路打工一路走回来的,听起来甚为凄楚。值得庆幸的是,在那样落寂的日子里,他也没有消沉,他拿出厚厚的一叠稿子给我看,说是他写的几篇海南打工仔生活的小说,准备把它出成集子,也是对海南之行的一个交待。我初略翻了一下,感到很不错,便支持他出书。
不久,噩耗传来,义斌兄患了鼻咽癌,我想这下完了,好端端一个精壮的汉子,去了一趟海南竟搞成这样。可义斌兄还是那样乐呵,他认为这小小的鼻咽癌还不足以夺去他的生命。他一边工作一边整理小说书稿,很快,在少烽兄的帮助下,短篇小说集《川妹子闯海》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来了。全书包括五个中篇小说,扬扬洒洒18.5万字,这可是义斌兄几年闯海南的辛苦结晶啊!纵观全书,文笔细腻流畅,语言精练,情感丰富,故事跌宕起伏,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川人对海南建设无私的奉献。难得啊!义斌兄在那样不如意的环境中,仍然没有沉沦,仍然没有忘记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和道义,仍然没有忘记手中笔的份量,写出了这样好的作品。老实说,小说的质量是上乘的,在射洪而言,只有少烽兄和老费可以与其比肩,其他还无能出其右。换个角度讲,这也是给射洪文化留下了厚重的一笔。
接下来的日子,义斌兄算是重头再来。他突然对《易经》产生了兴趣,一面研究《易经》,一面又有了宏大的构思计划。他准备以他在金华山工作得天独厚的条件,写一部宗教与旅游相结合的长篇小说,预计80万字。当得知我在影视剧方面有了一点点成绩时,便再三嘱咐我,等他小说写完后,一定要帮他改编成电视剧。我除了答应外,就是叮咛了再叮咛:首先是身体为重,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再适度创作,十年二十年我都等他。
然而,然而,世间万物是不可预测的,落花虽有意,流水终无情,他还是这样亳无预兆地匆匆走了,带着遗憾走了……
斯人已去,留给生者的是无尽的哀思,我只有拥泪凝睇,在心中默默祈祷:义斌兄一路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