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康》杂志第9期封面：变异的大学
变异的大学
大学会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
在过去30多年间，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出口。从幼儿园开始、小学、中学、高中，一系列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通向大学。
如果说1977年恢复“高考”的确为一代人打开了向上的通道，那么2010年的“高考”不再具有这样的魔力，许多高校面临“零投档”。一直以来大学都被认为是培养高级人才的场所，但是扩招后的10年间，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入学率则达到了60%，在从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迈进的时候，大学的定位开始饱受质疑。
这种质疑来自大学的两端，入口与出口。
在取消了国家包办的“毕业分配”10年后，大学的入口仍然由国家统一把持。教育研究者储朝晖说，世界各国除了中国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由政府垄断招生。这种统一招生模式的弊端正日渐显现，入口的狭窄让大学形成“千人一面”的模式，而高昂的培养成本则使大学的价值跌落云端。
在大学的出口，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与现实脱节的。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
大学专业的失衡与大学精神的失落，引发了接连不断的争论。至今无人能回答“钱学森之问”：大学为什么没有培养出顶尖人才？
改变或将开始。在7月和8月，接连出台了《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其目标显而易见，就是要衔接教育和人才培养。纲要提出，10年后要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
《小康》杂志采访了参与起草教育规划纲要的专家，试图解析其中的变化根源，也希望探究中国如何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大国。其中透露出的一个鲜明的信号是，大学的进口与出口都将进行改革，从制度上、体制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都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信息，招生就是高等学校选择人才。而在大学的自我选择上，除了给学校“松绑”外，更重要的是解决高高校的低效率问题。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大学的改变则需要教育整体规划的改变，未来大学的定位，或将关系到中国能否制造出国家核心人才的竞争力。
有关大学的黑色幽默
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我国一年所需要的学术性人才不过10万人，而一年就有50万研究生涌入社会，高校扩招以后，学校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毕业生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放暑假了，大学教师贾宏(化名)却依然不能睡个踏实觉，他心里装着的，除了那些两个月前已走出校门却到现在还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外，还有一个个令他不可思议的就业数据。
贾宏在天津一所高校里任教，除了教学工作以外，他还兼任系里的教学秘书，他从来不担心系里的招生情况，新闻专业持续多年的热度依然没有减退，“基本上每年都挤破脑袋。”但是，毕业生的就业状况却并不乐观，“也许新闻专业毕业生太多了吧，基本上各个院校都设置了新闻系。”贾宏分析说，他每天都盯着传媒英才网、沃华传媒网、笨鸟网等招聘网站，他不明白，为什么招聘单位那么多，而自己的学生就是找不到工作。
“大学往往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因此入学关口竞争激烈，但最终的输出口却显得有些平常。”贾宏无奈地说。
不再统一分配了，为什么还在统一招生？
每年6月至8月，进入暑期的高校便会迎来吐故纳新的时节，毕业生离开校园、走向社会。招生工作随之展开，新生从四面八方汇集到一起，梦想了至少12年的大学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年复一年，貌似简单的进进出出，事实上却变化巨大。
10年前走进大学的人，笃定会由国家安排一份工作，而10年后走进大学的人，大部分都得自寻出路。唯一不变的，可能是他们所进入大学的课程设置，十年间的内容仍然大致相同。
到2010年，大学扩招已经迎来了第十一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年里，大学招生规模以年均约30%的速度递增。1999年的首次扩招，使得这一年的大学生增加了52万人，按当年统计，全国普通高校招生160万人。但是到了2009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报名人数增加到了1020万人。
但是，拐点已经显现，“多收了三五斗”的新民谣在校园里流传。大学十年不变的招考模式开始引发争议。
2010年，北京市新课改后的首次高考，考生人数创下6年来最低，为80241人，录取率则高达80%以上。不上大学的人们，选择了另一条出路。但今年北京高考的最大亮点不是高录取率，而是高等职业院校的招生改革。朝阳区团结湖中学高三学生李冰并没有参加今年的高考，他现在已经成为了一名大学新生。李冰的理科综合成绩一直不理想，但动手能力很强，去年还获得了电工电子专业的中级资格证书。正是凭借这一证书，今年3月底他参加高职的自主招生考试并顺利通过。
4年前，北京市部分高职院校开展自主招生试点工作，试点学校自主命题、自主组织考试、自主确定招生标准。今年，北京市推行的“高会统招”录取，则让成绩在本专科间浮动的普通高中学生，有了更多的选择机会。“高会统招”是将会考成绩作为进入高职的前提条件，以“1个专业＋1所学校”为1个志愿单位，同一个专业志愿下，考生可填报5所学校，每个考生可以填报20个志愿，在很大程度上保护了考生的利益和职业意向。
“我们就是要让高校跟考生之间形成一个互相谈恋爱的关系。学生能找到他希望上的学校，学校也能招到他希望要的学生。”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前段时间做了个调查，结果发现有超过60%的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和所上的大学不满意。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的高校招生都是由政府垄断的。”储朝晖介绍说，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国家主义教育观”的指导下，我国逐步统一招生：1951年以全国大行政区范围统一招生；1952年全国统一招生。“教育如果是国家的，就应该由国家包办，统一招生，统一分配，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后来发现，统一分配导致了人才的浪费，人不能尽其才，以前调工作是件很麻烦的事情，有时甚至需要省长签字。” 慢慢地，统一分配分不下去了，就改为了自主择业，但统一招生的方式至今还保留着。
“很多人认为高考制度应该改革，实际上考试制度的改革在技术层面上是有限的，最主要的还是招生方面的改革，这次‘教育规划纲要’在正式发布之前面向公众征求意见，就是个很大的进步，因为根本观念变了——教育不仅仅是国家的，更是民生问题。”储朝晖认为，招生没有必要全国统一，只有学校跟学生之间的直接相互选择才能达到最优效果。
统一招生就好比“先结婚，后恋爱”，学生进入高校后，再和所学专业、所在学校培养感情，而高校有了自主招生的权力，学生也不用再挤“高考独木桥”的时候，学生与学校之间就有望形成“先恋爱，后结婚”的关系了。
“高考就好比是婚姻介绍所，有了这个中介后，谈恋爱的双方就互不见面了，失去了互相了解的通道，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让学校与学生之间进行双向选择的前提，是让学校与学生成为一个可以自主决定的主体。解决的方式是仍然需要有一个统一考试，但这个统一考试就像美国的SAT、ACT考试，只是一个参照，到底要不要录取你，仍由学校决定，也就是提高高校的自主招生权。”储朝晖建议。
“推进素质教育最重要的前提是要深化高等教育招生制度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招生制度改革比考试改革更重要，要逐步缩小全国统一高考、统一招生的范围，让一部分学校、一部分学科专业从统考统招中分离出来。”对于有条件的省市自治区，高职招生不参加统考统招，采取学校自主招生考试或提前招生、注册入学的办法，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表示支持。
“目前的分批次填报志愿统考统招和平行志愿录取的办法有一定局限性，一是将学校按985、211和一般本科高校分成批次录取，不利于部分非985高校的优势学科、特色学科录取优秀生源；二是不利于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来选择学校和专业，有的人原本想读的专业因差了几分未能如愿，却要拿名牌学校的学位，硬着头皮读没兴趣的专业，将来很难成才。同时，这个专业的老师也无法找到有志向和有兴趣的学生。”胡瑞文说。
三代理工科毕业生的“大学抉择”
统一招生的局限性在学生和高校这对“婚姻主体”之间设置了分数这个障碍物，于是，接下来，不管爱与不爱，适合与不适合，学生与高校之间都必须长相守，少则三四年，多则五六年。
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储朝晖读大学的时候，有一种普遍流行的说法，叫“专业思想不牢固”，如果你不好好读书，或者是在学习本专业知识以外，过多地钻研了另一种兴趣爱好，都有可能被贴上此类标签。因此，在储朝晖看来，现在不少高校给了学生转系、转专业的机会，算是前进了。
什么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法国著名启蒙思想家、教育家卢梭提出“天性为是”的概念，认为天生的东西就是符合内在规律的，外在强加给人的东西是不符合内在规律的。在储朝晖看来，中国教育之病根在于，本该属于每位教育当事人的权利被剥夺，层层上收，学生难以成为真实的学习主人，教师难以成为教学的主角，以致千人一脑，千校一面，“我们现在要改革，就是要把学生成长发展的需要作为学校教学的依据，而不仅仅是把上级的行政指令作为依据，忽视学生的成长发展需求。”
不少人还记得，中国教育史上曾经出现奇迹：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过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中，竟有9人师出同门。这位名师叶企孙，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和理学院的创始人，清华大学长期的领导核心人物之一。
当年叶先生创造的奇迹在现在看来像是个神话，但若深入探究叶先生的教学方式，就能发现其中的奥秘。我国光学科学的奠基人王大珩是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的，那一年全国有2000多名学生报考清华，录取名额为340余名，录取比例为7：1。当时清华物理系是热门专业，叶先生亲自面试报考物理系的45名学生，最后录取了24名，而毕业时只有10人。叶先生不仅招生的时候亲自面试每个学生，而且在教学过程中每隔两周就要和学生进行一次单独面谈，了解学生的特长并采取相应的教学措施。
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1980年考入郑州轻工业学院，学习机械制造专业，据他回忆，虽然是本科学习阶段，但无论是基础课的教学，还是专业课程的学习，每个阶段的训练都非常严谨，尽管面临着成本的压力，但练习加工的时候，他们依然拿真正的金属练手，“记得一次做实验，一百个零件摆在我们面前，每个零件都要反复研磨三次，再达到很高的精度进行误差测试。”马陆亭说，实习的时候，他就会开机床了，“即使毕业后马上进工厂，我们也不会怵头。”
王尧读了4年中专后，2001年起在北京联合大学读大专，然后升本，他学习的是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在他看来，从专业知识和实践的角度来说，大学老师对他的帮助甚至还没有中专老师大，“中专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工厂里出来的，对企业需求比较了解，而大学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学与用方面的脱节，实际上从教师安排和课程设置方面就开始了。”王尧至今还记得，学校里的一位老教师曾经无奈地说，像机械制图这门课应该至少学一年，每周4个学时，机械工艺这门课没有两年更是连皮毛都学不透，“但这些课往往都被压缩了，专业课不像以前学得那么深了，一些有利于拓宽思维广度的课程被加了进来，例如现代制造技术、工业机器人，我还学了计算机多媒体技术，会做网页，还持有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发的数控机床操作工职业资格四级证书。”
尽管在自己的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领域内浸泡了9年，但王尧在迈出校门后还是从事了一份与专业毫不相干的工作。但他已经算是幸运儿了。2006年，全国应届大学毕业生人数激增至413万，与2005年相比，增幅达22%。那年的六七月份，中国有多少像王尧一样的年轻人，从象牙塔走出后，脸上却写着茫然。
大学还能改变命运吗？
从上幼儿园，到接受九年义务教育，再到上高中，参加高考，继而上大学，对于这些“天之骄子”们来说，每个环节的输入端都恐落人后，竞争异常激烈，而当他们踌躇满志地站在最终的输出端口时，才发现异常冷清、乏人问津。
薪酬一直被喻为大学生就业理性程度的“风向标”，“2006大学生就业状况调查”显示，有66.10%的学生将月收入定位在1000元至2000元之间，只有1.58%的学生为了职业理想可以接受“零工资”。而《2010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调查报告》则显示，有18%的被调查者表示 “愿意”接受零月薪。
调查显示，有59.1%的用人单位认为当前的课程设置不合理，其中50%的用人单位明确提出当前大学教育中的课程设置不合理是大学生就业难的一个制约因素。
大学一直被视为改变命运的场所，而今，当大学过多受制于统一招生制度、课程设置与社会需求脱节、专业学习深度不够等综合症并发的时候，大学还能改变人们的命运吗？
河南农民滕振国，在自学数载后，38岁考上硕士研究生，毕业之后却遭遇求职难，最后生活、工作又回到了原点。“知识没有改变命运”曾一度让滕振国感到很无助，他坦言，“考上时，真的没想到过会再回来。”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就业率倒挂也成了一种并不罕见的现象，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比不过职校生。
“就业率倒挂的现象很不正常。”储朝晖认为，“这说明研究生的招生量与社会实际需求以及高校的培养能力都没有很好的结合，许多人考研是学历导向拉动的结果。一定要让教育回到本位，有一句话是‘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学历只是给别人看的，而教育的目的是提升一个人的素质。”
在胡瑞文看来，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转向大众教育阶段了，高等教育的培养目标也由过去的主要培养高级人才转变为包括高、中、初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在内的各级各类人才和教高素质的劳动者。因此，各级各类高等学校要重新考虑自己的定位，要更多地降低重心，眼睛向下，面向基层，生产第一线，县镇和农村培养各行各业的建设者。而现在太多的大学将自己定位为培养精英和学术型人才，但我国大学、科研院所每年所需要的学术型人才不到10万人，每年流入社会的却有50万研究生和300多万本科毕业生。“我认为高校扩招以后，不少学校的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和许多毕业生的期望值都是与现实脱节的。”
大学的失衡实际上是所有教育阶段累加的失衡。高等教育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过程中，确实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让人们能够站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平台上去审视教育，“在经历了世纪之交高等教育跨越式发展之后，中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大众化和世界规模第一的突破，进而转入以提高质量为中心的新时期。”马陆亭告诉《小康》记者，高等教育到了一个提升质量的阶段，也就是以特色取胜的阶段，应该鼓励不同学校采取不同的办学模式，在教学模式上形成差异。
未来，中国高等教育路在何方？按照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周远清的说法，应该是：“大改革、大发展”之后要有一个“大提高”。
塞在笼子里的中国人才
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北京报道
2010年，大约有1000万左右的大学毕业生正在艰难地寻找着适合自己的工作岗位。
然而，在大学生为求职而焦虑的同时，企业也在忧虑，它们满怀希望地守候在中国人才生产线的输出终端，但是对贴上统一标签的“人才”进行了一番挖掘后，却发现依旧无法从成批的“中国式人才”中找到适合的人才。
“这种现象构成了用人单位与大学生之间的结构性矛盾，造成大学生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就业‘鸿沟’。”长期关注、研究大学生职业化能力培养问题的中央财经大学商学院教授邢文祥告诉《小康》记者，“高校扩招带来了大学生数量的剧增，越来越多的企业能够在更宽的范围内挑选更加优秀的人才，按常理推断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应该越来越高，但调查显示，大多数企业对大学生的就业能力满意度并不是很高。”
在当下的中国，大学教育已经基本成为一个人才的输出端口，大学毕业证成为最基本的入职门槛。如果把大学作为解剖台上的物体，把出口剖开，长时间教育累积形成的问题又是什么呢？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
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从一个人的幼儿时期就开始了。
“现在大部分问题都搞反了。”教育部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高等教育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马陆亭发现，现在的家长在孩子小升初阶段极其煎熬，而小学生、初中生和高中生的学习压力往往比大学生还大。有一段时期，为了推行素质教育，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要求小学低年级教师不给学生布置作业，但家长们却不干了。“小学阶段应该提倡快乐教育，完全不竞争；中学阶段再让孩子慢慢地开始竞争；而大学，应该成为人才培养最为艰苦的阶段，让学生完全竞争起来。”
让竞争步伐来得迟缓些，恐怕是每个家长、老师都希望的，但他们又唯恐自己的孩子、学生落在同龄人的后面。
“现在的竞争从一个人上幼儿园就开始了，就是‘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这句话适应了中国的土壤，因此也毒害甚广。在一路竞争的过程中，人才的竞争变成了知识点的竞争，比考试、拼分数，有一批人自然就走在了前面，另外一群人自然就落在了后面，难道落在后面的人就是能力不够、潜力不足吗？恐怕不是！我们的竞争被演化为对知识点的快速反应，因此培养不出拔尖的创新人才，也许这才是我们真正的悲哀。”马陆亭分析道。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教育规划纲要”起草专题组成员储朝晖也认为，由于各个地方都存在小学考试的压力，使得幼儿园在无形之中也被划入了应试教育的范围之内，让孩子接受内容完全被规定好的教育，“这和儿童的个性是冲突的，不利于人的长远发展和对人才的培养塑造。”
起于幼儿时期的中国式人才生产线的搭建建立在高成本的基础之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学者徐安琪曾做过一份题为《孩子的经济成本：转型期的结构变化和优化》的调研报告，对子女各类费用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用于子女学校教育、补课/培训/家教/书报/文具等费用占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总体上仅低于饮食/点心/营养费，其中自子女就读高中起，教育费在子女总支出中的比重已超过饮食/点心/营养费，直至不在读才显著下降。调研报告还显示，从直接经济成本看，0～16岁孩子的总成本达到25万元左右，若估算到子女上高等院校的家庭支出则高达48万。
在北京、上海等地，若按照一个中产家庭的平均教育花费估算，从幼儿园到研究生，所需费用则高达100万以上。这些还仅仅是一个家庭在培养人才的过程中所负担的教育成本，社会呢？“要树立人人成才的观念，每个学生都是人才的胚子、人才的雏形，每个人都可以成才，并不是学习好的才是人才，也并非社会上层精英才够得上人才的标准。”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主张不拘一格培养多样化人才，鼓励特长发展、个性发展和自由发展。按照王烽的观点，人应该保持终身学习的状态，若是这样，在人才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社会对他的培养同样重要。
在被称为“小社会”的大学，培养一个人才需要多少成本呢？“1996年原国家计委、国家教委、财政部联合颁布了《普通高等学校收费管理办法》，规定了高校收取的学费最高不得超过生均培养成本的四分之一。”马陆亭为《小康》记者算了一笔账：假定一所大学2010年的人均学费为5000元，则可以得出现在大学生年人均培养成本为2万元。如果这所大学有3万名在校生，那么我们可计算出该校年运行支出应该为6亿元。但事实上整个支出还大于这个数，因为还有科研和学生的其他消费支出等。
对中国的1900多座高校来说，并不是每一所学校都会花费如此高额的培养成本。但显然，培养成本一路上涨却是不争的事实。
流水线上的“断裂”
从幼儿园到小学，然后到初中，再到高中，最后到大学的这道流程，表明中国式人才生产线实际上就是一条流水线。只是有的人没走到底，就在下一个制造环节的端口被统一考试制度和冷冰冰的分数过滤器筛选掉了。
在学术界，人才的成长理论分为几种，“积累论”认为学的知识多，人的素质自然就改变了；“轨道论”认为培养人才就像坐火车，要每站必经，才能到达终点。
“这两种理论都未必正确。”储朝晖认为，人才成长更像登山，极少数人通过走直线到达了山顶，绝大多数人盘着山绕圈子，但最终还是到达山顶了，“评价人才的标准不在于他走过了怎样的路线，而在于他最终是不是走到了山顶。实际上人的成长是必须要走曲线道路的。”这条曲线是否一定要经过大学呢？储朝晖说，未必。
储朝晖认为，如果高等教育成为了被学生选择的对象，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竞争就都会缓和，“接下来的竞争不是能不能上学的竞争，而是选择什么学校的竞争。这就要求学校对人才的培养模式必须有所不同，但现在无论是招生，还是专业课程的设置，高校都缺乏自主权。大学的‘婆婆’太多了，所以不可能从一个学生终生成长发展的角度去考虑人才培养的问题。”
“在人才选拔过程中，我赞成适度引入推荐制度，由有经验的老师、校长、专家、企业家和高级管理人员向大学和用人单位推荐有个性的青年人才进入相关大学深造，或者到科研机构和高科技企业试用，而不是唯分数选拔。”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胡瑞文建议。
虽然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已经尝试着迈出了自主招生、中学校长推荐制的步伐，但大多数学生还是在流水线上被批量制造着，比“千人一面”更可怕的是大学“工厂”制造出来的人才与社会需求严重脱节。根据麦肯锡公司刚刚发布的2010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2010)》显示，中国大学生仅有10%符合跨国公司的人才要求，仅有30万人跨过了及格线。
高校应该培养什么样的人才？
于是，无奈的企业开始自办大学了。今年3月30日，麦当劳中国汉堡大学在上海正式成立，麦当劳中国首席执行官曾启山表示，麦当劳计划今年内在中国开设150～175家餐厅，相应新增10000个工作机会，该大学将为这个增长计划培养和储备人才。8天后，中式快餐代表企业真功夫宣布成立真功夫米饭大学，将培训至少3000名管理人员，同时每年将陆续投入3000～4000万元，建立人才发展体系。
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也一直有对大学毕业后的人才进行“再加工”的传统。王英(化名)大学毕业后通过北京地铁运营有限公司的面试、笔试、体检、军训、培训五个阶段的严格考核后，目前已经在该公司工作了。据他介绍，和他一起跨入企业“人才加工厂”大门的大约有七八千人，他们交纳了4800元的培训费用，经历了长达8个月的学习与实践，如果在某一阶段被淘汰了，就会把相应阶段的费用退还给他们。
经过了严格的筛选后，王英成为了被公司留下来的三四百个“英才”中的一个，如此激烈的竞争是他在大学里很难体验到的，对于像他一样的大学毕业生而言，走向社会后，似乎还面临着“重头再来”的问题。“说实话，在大学里学的知识挺多、也挺好的，但就是感觉与实际脱离，在实际工作中用不上。”王英坦言，机械制图、电气线路等，是极少数对他工作稍有帮助的课程，而大部分知识，还是得在工作中学习。
当中国的用人单位纷纷开始建造“人才加工厂”的时候，高校必须反思了。
“一部分高校追求研究型、综合化和各项评比指标，比较注重学校的自我发展；怎样和企业、行业合作，怎样为企业培养实用人才，怎样加强产学研结合，花的精力还不够。应该强调学校要办出行业特色、职业特色。高校一定要有明确的行业服务目标，要多和行业、企业交朋友。”在胡瑞文看来，高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怎样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行业、企业可能更有发言权。
在当下的中国，急需解决的问题是建立教育培养与人才需求相适应的有效机制。“大学除了基础知识教育外，如何根据市场的变化与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实用化教育明显不足。”邢文祥在进行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调研时惊讶地发现，对“职业意识”的看重程度造成了企业和大学生的根本性分歧。在企业最看重的就业能力要素中，“职业意识”以19.8%的比例位居榜首，而在大学生眼中，“职业意识”仅以6.9%的比例排在倒数第一位，远没有专业、技能等重要。
如果把大学比喻成一个工厂，那么进入大学的新生就是这个工厂的原材料，大学毕业生则是出厂的产品。目前，高考制度可以统一检验原料的质量，而产品的质量只能依据他在工作中表现出的知识、技能、行为、贡献等来评判。“因此，企业和大学生对就业能力评价的差异和分歧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目前学校教育中存在的种种问题。”邢文祥说。
(《小康》实习生李雅男、郭晨琦对本文亦有贡献。)
国人心中最理想的工作单位
NO 1.政府机关 32.4%
NO 2.国企 18.3%
NO 3.事业单位 15.6%
NO 4.外企 15.5%
NO 5.民企 8.6%
NO 6.自己创业 5.7%
NO 7.非政府组织 3.1%
(来源于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调查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