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校改革是所有改革的核心
——本刊专访《教育规划纲要》起草组专家 王烽
历时两年，11个重大战略专题组，500多位专家学者直接参加，近2000人参与，在境内外召开不同层面、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和研讨会1500多次，如此重视的《教育规划纲要》会带来什么样的变化
文｜《小康》记者 鄂璠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以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今年7月底颁布实施。此前的一个多月，第一个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颁布。发展教育，培养人才成为国家发展的重中之中。
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是直接参加“教育规划纲要”制定的专家学者中的一位，他研究时间最长、最深入的是“教育规划纲要”的第三部分：体制改革。这部分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独立成章，提出要更新人才培养观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近日，《小康》记者对王烽进行了专访。
重新调整政府与学校的关系
《小康》：作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台的第四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方面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教育规划纲要”有何特点？
王烽：一是比较全面系统，特别在发展和改革部分，涉及到了各级各类教育，把学前教育、继续教育、民族教育、特殊教育单独提出来了，还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等六大改革任务。二是层次非常清晰，在推进科学发展、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主线下，提出了战略思想和目标、发展改革任务和保障措施。三是特别重视民意、特别注重基层经验，特别重视试点实验，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改革由原来自上而下推动的阶段进入到了自下而上的阶段，即大思路来自上层，但具体实施，主要依靠各地、各学校基层的实验，依靠社会各方面的支持。
《小康》：“教育规划纲要”最大的突破是什么？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了人才培养体制改革的任务。现在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由扩大规模转为提高质量，那么人才培养作为核心的位置也就更加凸显了。
当然还有其他很多方面的突破，例如建设现代学校制度，是第一次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上提出来，而且提出了现代学校制度的内涵，“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随后提到“构建政府、学校、社会之间新型关系”，实际上里面包含的重要理念就是要摆正政府的位置，调整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关系，保障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的自主权，解决政府统得过死、学校过度行政化的顽症。“政校分开、管办分离”的提出也是一个突破。学校改革实际上是所有改革的核心环节，因为学校往上要承接和政府、和社会的关系，又是实施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所以位置非常关键。
《小康》：“教育规划纲要”提出的人才培养观念有何特点？
王烽：“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转变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全面发展的观念、人人成才观念、多样化人才观念、终身学习观念、系统培养观念。这些观念都是根据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需求以及教育本身存在的不适应提出来的。全面发展，不是培养完人，而是德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人人成才，就是每个人都有成为人才的可能，需要教育重视所有学生而不是只重视尖子生的培养；多样化人才观，是指人才标准多样化，满足社会各方面对不同人才的需要；终身学习观念，就是学习打破了传统的时间空间限制，成为人人皆学、处处可学、终身要学的事情；系统培养，是指人才应该是学校、家庭、社会共同培养的，应该是各级各类教育统筹考虑的，教育需要尊重人才成长规律。
教育对人才培养的作用，不仅仅是培训和传授知识技能，还是一种人的养成。教育贯穿于人身心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奠定人才成长、个人发展的基础。教育的收益，即接受教育后的“产出”是贯穿人的一生的。从经济效益上来讲，如果一个人工作了，教育的效应可以用工资来考量。但社会效益是无法估量的，例如一个人接受教育以后，更懂得环保节能、理性消费、遵守社会规范、促进社会和谐等等。教育还具有代际效应，这一代人接受的教育对下一代是有良好影响的，所以教育的效应是全面的，有的可以衡量，有的无法衡量，而且教育的效果往往是滞后的、长效的，伴人一生的。
高校首先要解决低效问题
《小康》：目前我们仍是“一考定终身”，但“教育规划纲要”提出要改革考试招生制度，“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内涵是什么？
王烽：从制度上、实施主体上、时间上、工作模式和程序上，要把招生和考试分开。考试就是提供招生的依据和参考信息，招生就是高一级学校选择生源，这两个本身就不是一回事，但是由于长期受计划体制的影响，一直以来都是做计划、组织考试、统一排名、分批录取，无形中就把考试和招生混合在一起了。这样就体现不出高等学校的自主权，体现不出多样化人才观和人人成才观，也体现不出基础教育自身的价值。
改变这种现象，就要让不同的主体负责好自己的事，政府管监督、管公平、管宏观统筹，高等学校就要根据自己的办学目标和办学理念，制定各自招生标准，根据各方面的信息自主确定招收哪些学生，考试机构专门研究和组织考试，高中搞好自己的素质教育。
《小康》：在江苏、河南、山东等地都出现了就业率倒挂，研究生不敌本科生，本科生不如专科生，专科生不如职校生的现象，您怎样看待这个问题？
王烽：就业率倒挂是就业市场趋于理性的表现。以前用人单位是按照重点大学优先、研究生优先的原则选拔人才，现在更看重实际工作技能和工作适应能力，这种变化客观上对高等教育培养多样化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高校办出自己的特色。
《小康》：钱学森曾经说过：“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您认为高校急需解决的是培养杰出人才的问题吗？
王烽：我们国家需要像钱学森一样的拔尖创新人才，没有这些人，国家的自主创新能力就无从谈起。但我认为并不是所有的大学都要按照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标准去办学，因为我们还需要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还需要培养复合型人才、有广泛适应性的人才、多样化的人才，关键是我们国家需要有一批能够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的高校，而且各级学校都为拔尖创新人才成长提供通路。
《小康》：现在中国的大学教育模式对人才培养有哪些阻碍？
王烽：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教育体制弊端的反映。仅就人才培养环节来讲，我们都有一些共同感受。比如课程设置不合理，有些课程不需要花费那么多时间和精力去学，尤其是大学前两年的一些基础课程，高校在人才培养改革中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低效率的问题。
再比如内容陈旧，有些基础课的教材甚至几十年都不变，体现不出科学技术、思想文化的新进展；教学方法不合理，例如仍然以传统的课堂灌输为主，大班教学更是加重了这一弊端。
比较突出的还有实践环节特别薄弱，一些重点大学的学生参加实习，也无非是动动钳子、弄弄扳手，接触一点皮毛，不能真正深入了解现代生产的实际，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缺乏体制和政策上的支撑。
网上百家讲坛冲击波
网络自学会成为未来大学的新模式吗？世界首富比尔·盖茨预言说，5年以后，学生们将可以在网上免费获取世界上最好的课程，而且这些课程比任何一个单独的大学提供的课程都要好。
文|《小康》记者 张旭
“刹车失灵的电车正冲向轨道前方的五个工人，作为司机，你如果不改变行驶方向，那么五人必死。此时，有一条分叉轨道可供你转弯，不过分叉轨道上也站着一个工人。拯救直行道上的五个人将以牺牲分叉道上的一个人为代价，你会如何选择？”
2010年，一个电车撞人的公开课视频在中国的年轻人中流行开来。故事出自哈佛大学迈克尔·桑德尔教授开设的政治哲学课“正义”(Justice)。偶然看到这堂课的网络视频时，英语专业的王翔说他想不出该驶向哪边，“但正因为纠结，所以一下子就被这门课粘住了。”
王翔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故事背后的道德争论，于是翻译之后，他把带有中文字幕的视频传到了互联网上。只是那时他还不知，一些著名的字幕组早就开始成规模地为中国网友译介类似课程。
几个月后，被粘住的已不止王翔一个人，粘住人们的也不止“正义”这一门课——耶鲁、剑桥、斯坦福的教授们，用英语和桑德尔般引人入胜的方法，解读西方历史、人类学或狭义相对论。如此高端、易得、妙趣横生的教育资源，不受青睐也难，特别是在当下人人标榜学习的时代。
网上的“百家讲坛”
情理之中，对于这样的视频，并不是所有人都了解，但几乎所有人在看过之后都觉得应该早点了解。因为有各种各样的理由让他们认为这些课程绝对值得体验，而那些理由，大多就来自对比。
王翔说，他也曾看过国内一些大学的课程视频，“好不好我无法评论，但感觉限制太多，而且我知道XX大学说过，要把一些言论不当的教师清出课堂。”
王翔说这话的8月中旬，由若干位当代著名学者主讲的通识教育课已在北京大学进行了几天。“非常精彩！只有120个座位，但听讲的人站满了教室走廊”，特意从外地赶到北京的穆心说。魅力如斯，好学者有录音、录像的想法便是意料中事。“不过老师一再强调，录音自己学习可以，但千万不要传到网上。”穆心对此深表理解，“老师在小环境里讲话比较自由，传到网上就后果难料了，尤其是人文社科课程。”
然而这样的比较，同时也使外国大学课程作为“教育”资源的吸引力，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变得不够真实。自从“人人字幕组”启动课程翻译项目以来，一直参与桑德尔“正义”课校对工作的Joanna已经“听讲无数”。她说是那些从没听过的知识给了她最初的新鲜感，不过她也怀疑当下的追逐者大多是在看热闹。“如果我们的眼界更加开阔，我们就会选择了，我想这应该是个逐渐理性的过程”，Joanna说。
“人们不喜欢国内的课程大概是觉得都是陈词滥调，而非官方声音和西方世界的事物却总能激发人们的好奇和想象”，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的李志毓博士说。这样的评价，至少对一部分“好学者”来说算是中肯。
不过，外国大学公开课给人们的另一些感觉却格外真实。
在大学里学了七年法律的李凡对艺术颇有兴趣，他最初接触的课程是耶鲁大学克雷格·怀特教授的“聆听音乐”。两节课看下来，李凡说有很多收获，但更多的是感动。
“请学生回答问题的时候，满头白发的老先生总是说‘那位女士’或‘这位先生’，而且他并不忌讳调侃自己。”李凡觉得，这种缩短了距离的平等感和国内老师的居高临下会对学生的学习热情产生完全不同的影响。“我们的老师不见得对学生缺少尊重，但我们的文化不会允许他们用外国老师的方式表达尊重。”
在更多的人看来，最有意义的体验还是在外国课堂里接触知识的方式。
“那些老师是在和你一起领略某些东西，他们不是指挥官，而更像是学生的引渡者。”李凡说。
事实上，北欧各国早已存在这样一种共识，即当下世界充满了没有答案的问题，于是“教”被“学”所取代就势在必然。因为“所谓的‘教’，就是以‘有答案’为前提，由知道答案的人来教别人。”日本学者大前研一几年前曾用欧洲人的这种见解提醒日本教育界，“所以北欧不主张‘教’，而贯彻‘要孩子们自己学’的想法。”
拜那些外国大学的公开课所赐，中国的年轻人在这个夏天得以对此有所体悟。
“这次假设电车驶来的时候，你正站在桥上，而你旁边有个非常胖的人，胖到如果你把他推到桥下，他的身体可以挡住电车，从而救下五个工人，虽然这个胖人肯定会死。这时你又会如何选择？”这是桑德尔讲述的第二个故事，此时他还没有提到杰里米·边沁的功利主义理论或伊曼努尔·康德的绝对道德学说，但至少据电脑前的一些中国“学生”说，看到这里的时候，他们已经做好了听懂那些理论学说的准备。
“哈佛课程的说理方式特别好，老师提出一些问题，引发你去思考，而不是填鸭式的教你一些道理。”Joanna说，她由此更加排斥灌输式的教育。
中国课堂，如何分享
然而，在人们以零成本获得这些全球教育资源中的奢侈品时，他们或许还是“被灌输”了。
“波士顿公共电视台与哈佛大学联合出品。本节目由以下企业提供赞助……。联合赞助商包括……。”桑德尔“正义”课开始前的几屏字幕告诉人们，有人在为这些这些奢侈品的降价支付成本。
“本年度结束时，所有的视频录像都会出现在互联网上，免费对所有人开放。希望这门课能够通过互联网传播到各个国家……我视此为耶鲁的光荣，更是对耶鲁资源的充分利用。当然，这也是耶鲁建立世界学术霸权计划中的一部分。”耶鲁大学保罗·布鲁姆教授在其“心理学导论”课上的这段话告诉人们免费开放背后的动机。
自从李凡发现这些公开课视频后，他说他有空就会和那些外国学生分享一下他们的课堂，“在他们花钱费力拆掉了大学围墙之后，我的视听进去了，但他们的知识也出来了。”
怀特教授在“聆听音乐”课上讲道，“今后，你们会成为古典音乐的给养者。你们，未来一代的知识分子们，会成为这一西方文化中灿烂瑰宝的保护人。”这时候，已经为自己赋予耶鲁学生角色的李凡觉得，他也被期待着完成这个使命。
于是问题浮现：在西方的课堂得以籍互联网灌输全球的时代，中国的课堂能否被分享？
其实在刚刚开始翻译外国公开课的时候，“人人字幕组”也曾经讨论过能否为中国大学的课程视频配上英文字幕，然后传到互联网上。但他们很快放弃了，虽然可能只是暂时放弃。
“国内大学的一些课程，如果认真听的话你也会有所收获，不过这些课程形式比较死板，接受起来非常困难”，Joanna说。
“合作拍摄是最理想的，我们的原创剧制作组里有很多拍摄人才可以用上”， “人人字幕组”课程组负责人梁良这样憧憬，“如果结合国外的成功经验一起策划制作几套有代表性课程，然后向全球推广，那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
然而他们最终发现，憧憬或许只是憧憬，因为“向全球推广”这样的话，并不是谁都有资格说，即便合作拍摄的课程听上去和看起来都还不错。当Joanna不定期地到哈佛、耶鲁的网站上搜寻新视频时，她说她意识到中国的课堂也需要通过如哈佛、耶鲁一样全球来朝的平台来推广，只是中国得享全球来朝的平台在哪里，她和她的字幕组还不知道。
教娱时代的“学问”
这是个问题，但没有影响人们对课程本身的兴趣。李凡说，“聆听音乐”至少让他知道了什么是节拍、什么是旋律，以及如何欣赏《命运》和《欢乐颂》。不过他也坦言，这样的课程视频似乎与教育无关，“‘育’比‘教’更重要，但这需要真实的过程。如果你不能走入耶鲁的校园，那么你永远也不会成为一个具备耶鲁精神的人。”
“我不会去听这样的音乐课程”，毕业于北京某音乐学院的周徽说，“但这类东西总的来说能够满足我的学习需求”。关于学习需求是什么，周徽的解释是：了解各类知识，而且确保获知的途径不那么外行，反感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深度，但欢迎兼收并蓄的广度。周徽觉得，在这个少有人能沉下心来探究什么的年代，她的学习需求可能也是很多人的学习需求。
也许正是因为教育已经卷入消费社会的快餐化进程，所以翻译过那么多课程之后的梁良才会说，“课程很不错，但没有炒作的那么神，好处就是拓展视野，同时让你学到一些东西。”至于梁良学到了什么，他的回答是“我的英文有了明显提高”。与那些能够“兼收并蓄”的知识相比，原来需要付出精力去研究的英文才是最终的真实。
“其实，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知识吗？”这是李志毓博士的问题，但她并不期待答案。“当外国大学课程视频、“TED”——一个与“科技”(Technology)、“娱乐”(Entertainment)和“设计”(Design)相关的演讲节目，以及“百家讲坛”等信息民主化平台使所有的知识对所有人而言都触手可及时，大量来得过于容易的也许真的会丧失“育“的意义。
世界首富比尔·盖茨最近在世界经济合作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在5年以后，年轻人可能不用再去大学接受教育，他们只要在家打开计算机连上网络，就能轻松地获取知识，而且这些课程可能比任何一所大学提供的都还要优质。
事实上，在耶鲁、哈佛、麻省理工等美国知名高校都纷纷网上开课，放出了课堂实录的下载后，其中YOUTUBE已有300家大学的200门课程和6万堂录像课。当下中国的网络传播则有另外的渠道，电视上“百家讲坛”的火播让人窥到了中年人的知识饥渴，但是青少年们则更喜欢袁腾飞这样的另类教师，讲给他们完全不同的中国历史，后者正是因网络视频的传播才“红”极一时。
当你可以自由选择，大学的门不再是唯一的通路。
一所现实大学，一所网络大学，如果教学内容都一样，你会选择哪一个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