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界周刊封面：强拆动力学
强拆动力学
北海银滩白虎头村强拆事件带来什么启示？
《新世纪》周刊 记者 宫靖
江西抚州市宜黄县拆迁ZI焚事件刚刚平息，又传来了广西北海银滩白虎头村强拆事件的消息。
由拆迁引发的被拆迁户与一些地方政府执法人员之间的对抗，近年来逐渐成为国内新闻的热点。更令人悲哀的是，每一起恶性拆迁事件被曝光后，无论社会各界如何从健全法治、推进社会进步方面发出呼吁，中央部门如何对遏制这种弊端三令五申，恶性拆迁事件仍有发生。
发生于今年9月10日的宜黄拆迁ZI焚事件，死一人伤两人，加上县长深夜领人“抢尸”，县委书记清晨带队机场“截访”等等各种新闻元素，一时成为众矢之的。9月17日宜黄县县委书记、县长被立案调查，主管副县长、房管局长等相关官员被免职。
时不满月，“十一”长假刚结束，广西北海的银滩白虎头村强拆攻势于10月7日晚开始。显然北海吸取了宜黄事件的教训，在防范拆迁户自伤方面做足了功课，双方对峙，所幸没有恶xing事件发生。
10月11日，宜黄事件有了新的进展，该县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双双免职。这大概是中国近年来第一例地方“一把手”被追究责任的拆迁事件。
10月12日，北海官方人士向前来采访的数家媒体记者称，白虎头村强拆暂时停止。至于原因，当地官员未作进一步答复。
同在10月12日，财新网刊发了一位宜黄官员写来的文章，立即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讨论。文章称：“强拆容易出问题这是肯定的，但政府不能因为容易出问题就放弃不做，只要地方要发展，只要城市化没有停止，强拆工作就依然要进行下去。”由此文引发的“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的大讨论，正在财新网和其他很多媒体上热烈地展开。
截至这个周末，北海白虎头村发生的拆迁对抗问题仍未妥善解决。
本刊此次对白虎头村的拆迁问题进行深度报道，并结合“宜黄来函”引发的思考予以评论，意在为这个时代留下一份记录。
——编者
砖头摆在楼顶各个方位，一捆装好汽油的啤酒瓶整齐站立。
10月12日晚上，广西自治区北海市白虎头村村民许勇，将本刊记者带到他家四层楼顶楼的防强拆“阵地”。楼顶还摆有家中人员轮流值班所需的椅子、手电筒、望远镜、打火机。他坚定地说：“到这个份上了，政府强拆的队伍再来，我一定会拼命。”
此前的10月8日早晨，北海政府方面调动了数百人的强拆队伍，强拆了白虎头村四幢“钉子户”住宅楼，其中包括许勇家的另一处房产——坐落于海滨的四层半楼房。五个月前，北海的政法部门还将许勇的哥哥许坤拘捕。
许坤曾是白虎头村的村委会主任，从2008年9月民选上任，至2010年5月被拘捕。这期间他主要做一件事，即带领村民抵制地方政府对本村的强制拆除——在中国，村民通过“海选村长”与政府方面对抗近两年，绝无仅有。
在近两年的时间内，许坤带领全村30多名村民代表和60余户“钉子户”，通过行政复议、拒不签署拆除协议、越级上访、网上发帖乃至直播、邀请国内知名维权律师进村、开新闻发布会、媒体曝光等形式，给政府方面找了无数“麻烦”。当强拆无可避免时，这个村庄甚至举行了一场有示威性质的防强拆灭火演习。
地方政府方面，则在全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中对该村启动了“株连式拆迁”。对于村民们的一次次反抗，政府方面强势地动用了几乎全部行政力量，甚至超越行政权力干涉司法，对当地法院提出限期结案的要求。在发生于10月7日、8日强制拆除中，当地居民惊讶地发现，在中国各地强拆案例中较少出现的警种——公安边防武警，也来到了现场。
白虎头村的强拆攻势，由于居民强烈抵制以及舆论关注、媒体介入等原因，在强拆四幢居民楼后被迫暂停。而民选村官许坤，目前以“涉嫌非法经营罪”，处于公安机关补充侦查的阶段。
白虎头村的对抗仍在持续。这场官民之间的拆迁“战争”，注定成为中国拆迁问题的又一个典型样本。
谁的“暴利”？
村民也普遍对银滩改造持支持态度，但为什么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民对抗？
北海市三面环海，最美的海岸是离主城区十余公里的银滩。北海旅游最主要的两张名片，一是海岛涠洲，另一个即是长达20余公里的银滩。北海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中，银滩也被划至主城区。
但现状却是，与美丽银滩一路之隔，即与大海相距数百米的地方，却是两个渔业村庄——咸田村和白虎头村。两村均有数百年历史，集体建筑毫无规划可言，有平房，有楼房，高低错落，新旧混合。几乎所有当地人，包括北海官方和两村村民，无不认为这里应改造。
银滩细软的白沙，充足的阳光和清澈的海水，游人无不称道。但这里旅游服务设施落后，也是现实。与三亚、青岛等海滩对比可发现，银滩对面几无像样的酒店，除了少量勉强达三星标准的酒店，就剩下白虎头等村村民开办的小旅馆。景区游泳衣、冲洗、太阳伞租用等服务，多数由白虎头等村的村民提供，管理混乱。
自1992年银滩被确定为国家级旅游景区后，北海市政府即开始筹划主城南扩计划。经过十多年的发展，城区已扩展至银滩一带。在未来北海城市的总格局中，银滩开发改造是重点中的重点，是新城区的龙头带动项目。北海市政府近年向全球顶级城市规划商招标，最终为银滩量身定做了“珠链”式景观，计划新建高星级酒店群和其他海滩服务设施。诸多人士认为，这一规划，无论对北海城市建设还是对银滩旅游开发本身，都是有益的。但这一规划需要数千亩土地作为支持，需要将白虎头、咸田等村整体搬迁。
有意思的是，本刊记者连日走访村民发现，村民也普遍对银滩改造持支持态度。但为什么银滩开发，却最终演变为一场长达数年的官民对抗呢？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多数村民认为，根本原因是海岸线地价大涨，而政府还按极低的补偿标准让村民搬迁。
近年，随着全国房地产市场的高涨，风景优美的北海市同样地价暴涨。2009年12月28日，北海市市区广东路原110指挥中心地块成交价540万元/亩。一位北海当地房产界人士告诉本刊记者，银滩沿线由于是靠海地段，一直是北海市地价最高的地段，目前每亩至少700万至800万元，如果作为酒店用地开发，每亩拍出1000万元以上，也不意外。
对白虎头等村的村民而言，过去经常听说中国各大城市的城中村、城郊村民因拆迁一夜暴富，似乎就要成为他们的现实。但在北海市政府的银滩二期工程规划中，白虎头、咸田两村近4000亩土地将由北海市土地中心作为土地储备收储，而村民则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的名义下，异地搬迁至离海滩约3公里远的北背岭村。
显然，当地政府欲以土地收储的方式，将土地暴利拿走，基本不分给村民。矛盾就此爆发，旷日持久之对抗也就此拉开帷幕。
事实上，即便按照现有中国土地政策，在中国多数城市中，白虎头这样的城中村乃至城郊村，均按照城市化方式实施改造。以北京近几年大规模改造城郊村为例，被改造村的村民除房屋补偿，还进行农转非的身份置换，政府还对每名村民均要花费数十万元使其进入城市居民养老、社保系统。考虑到村民身份变为市民后在就业上无法与普通市民竞争，北京的改革方向是给原村民留下相当数量集体资产，原村民以股东的形式永久享有分红。
反观此次白虎头村事件，多数村民均无法接受的是，无论是白虎头还是北背岭，均已在北海的城市规划区内，政府拆迁白虎头依据的也是当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但搬迁安置则按“社会主义新农村改造”标准。按“新农村”的操作方式，当地政府回避了村民的身份置换、社保和养老问题，成本极低。
白虎头村民算了一笔账：即便按照每亩700万元计算，本村762亩土地也值53亿元以上，而政府给全体村民的补偿款仅为2亿元左右。
本刊记者详细了解得知，白虎头、咸田两村均为渔村，基本没有耕地。当地对他们的补偿主要是两项，一是集体土地性质的宅基地，每平方米补偿1600元，二是地上建筑每平方米补850元左右(部分平房只有400多元)。
而村民搬至北背岭后，政府并非无偿划拨宅基地，还需村民以每平方米1000元的价格购买宅基地(每人限购20平方米)。此后，还要自建新居。
以10月8日被强拆的何显福家的滨海楼房为例，宅基地140平方米、建筑面积500多平方米，可得补偿70余万元。如果他同意搬迁，到北背岭村也要花近70万元才能新建一幢同样的楼房。
10月9日，广西北海银滩镇，挖土机正在拆除一栋已将人清走的楼房。拆房的现场立了一块写有“拆房危险，闲人免进”的牌子。的卢/东方IC
何显福的滨海楼在村中算面积大的。该村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村民，其楼房宅基地70多平方米，建筑面积有200多平方米。按此标准，只能补30余万元。他说：“我这是一幢滨海楼房啊，到了北背岭，这点补贴我都盖不起楼。”
“不少人用旧楼的钱建不起新楼，有的两兄弟只好把补贴款凑在一起合盖一幢楼，靠出售另一块宅基地的钱盖新楼房。就算能盖得起，楼房位置变了，我们生活也就全变了。”何显福对本刊记者说。
何显福介绍说，他的滨海楼房建于1992年。建成后，四层用于居住，二三两层则开旅馆，近几年更由儿子和朋友合伙经营，靠着海滩客源，每年可净赚十几万元。楼房的一层，开有一家餐馆。近几年，这幢楼房每年能带来25万元左右的收入。而搬迁之后，由于远离景区，这些收入来源将全部中断。
何显福的情形在白虎头村具有一定普遍性。该村共有20余幢像何显福一样的滨海楼，均经营和何显福类似的业务。白虎头这个拥有数百年历史的渔村，随着近年银滩的开发，只有40%左右村民在从事渔业，另有60%的村民依附于银滩生活。这些村民中，即便没有滨海楼房，也在海滩上或出租太阳伞，或经营摩托艇、沙滩车，或贩卖贝壳、珍珠等。
据了解，当地政府考虑到村民的现实困难，给出的对策为北背岭宅基地全部为国有，村民自建楼后可以自由出售。另外，每户均可在自家楼房底层开办铺面。公允地说，村民新居连地带房，每房市场价均有数十万元，有不少人家新房价值在百万元以上。
近三年来，白虎头村已有90%的村民接受了政府的条件。未签拆迁协议的村民，相当部分与何显福、许坤等类似，是银滩开发的既得利益者。
但本刊记者至北背岭走访多户已搬迁的白虎头村民后发现，他们对搬迁后的生活并不满意。原因是虽然新居可以出售，但那是村民的惟一住房；虽然有底商项目，但这里一是远离传统主城，二是远离银滩，客流均为本地居民，底商开店后少有顾客。
民选村官对抗
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有些与众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对抗之中有一位“海选村长”领头人
白虎头村的拆迁矛盾，在本质上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所有拆迁矛盾完全相同，即政府与原住民争夺土地增值的收益。让白虎头村拆迁事件显得有些与众不同的，是该村村民在对抗之中有一位“海选村长”领头人。
北海市进行银滩二期改造的计划在2007年基本成型，至2008年，白虎头等村的拆迁已是风雨欲来。2008年8月初，白虎头村领导任期已满。不少村民意识到拆迁对自身不利，决定选出一位代表村民利益的村委会主任。
按照中国法律框架，村委会是中国最基层的村民自治机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应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代表全体村民的利益。但目前最普遍的现实则是，相当数量的村官依附于镇政府，往往迎合政府，关键时刻并不能代表村民利益。
白虎头村谢庆国等多位村民代表向本刊记者回忆了那次艰难的选举。先是将全体村民分成近40组，每组选出一个自己信任的人担任村民代表，最终产生了38个村民代表。接着，38个代表推举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候选人各两名。最后一个环节，即是海选。
许坤出生于1974年，长年与大哥许猛在银滩上经营摩托艇，平日除被村民评价“与人和善，为人正直”，并无特殊过人之处。特殊的是，中国乡村自古多由数个大家族聚居而成，最终村官多在大姓人家中产生，而许家则是白虎头村的后来者，被认为是“独户”。
许勇介绍说，许坤当时被推为村民代表，进而成为了两名村主任候选人之一，他也觉得意外。最终，经历长达近一个月，两次选举无效后，在第三次选举中，许坤得票1075张，过半并赢得选举。
村情错综复杂。许坤9月1日上任，取得连任资格的村委会副主任和委员并不支持他。而前任村委会主任在落选后，出任了村党支部副书记。许坤甚至进不了村委会主任的办公室，只好在一间摆杂货的房子里搭起一张旧桌子，开始他的村官之旅。
许坤选择了联合30多名村民代表，以村民代表大会的形式，与北海市、银海区、银滩镇几级政府的拆迁人员对抗。六七十户“钉子户”是许坤另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
就任之后，许坤祭出他的“三板斧”。首先以村委会的名义，对前任村委会主任已在400多亩集体土地征地协议上签字的情形，向上级政府提起行政复议，理由是该协议未经村民代表大会同意，不是村民的真实意见。但北海市、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国务院三级法制部门，均表示上述协议有效。
这位民选村官的另外“两板斧”，一是对市建设和规划部门提起诉讼，诉其使用过期的拆迁许可证进行拆迁；二是对本村能管到的拆迁事宜一律说“不”。他拒绝在拆除村委会大楼的协议上签字，他号召村民对自家房产拆迁协议尽可能地不签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