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涯黄金屋，故土篱笆墙，两不相弃，万里同春。出则兼济天下，归则反哺梓桑。
——摘自第二届世界闽商大会《闽商宣言》
投身慈善，闽商最慷慨。从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胡文虎，到今天屡上慈善榜的新闽商黄如论、曹德旺……素来以“低调”著称的闽商，却十分活跃地热情参与和广泛支持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义”与“利”的兼顾，似乎是闽商群体的集体意识，在低调务实和不事张扬中，实践着他们的人生价值和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闽商世代“济世”传承
回望历史丛林，慈善传统之于闽商，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东南亚。
约形成于18世纪末叶的东南亚早期华族社会，其主体就是过海出番的福建移民。他们中的一些人，凭勤俭刻苦和善于经营，逐渐成为当地富商和侨领。
19世纪的闽籍侨领普遍乐善好施，热心社会公益。当时由于殖民政府忽视移民社会的福利设施，不重视对这一特殊群体的基础教育，普遍存在缺医少药的现象，因此他们大都从兴办学校和医院入手，然后再参与市政建设，这些活动不仅使华人受益，也惠及其他族人和整个社会。
侨领们在侨居地捐资兴办教育和医院的义举，延绵到20世纪以后，开了许多华侨在家乡捐资兴办公益事业的先河。
以陈嘉庚、胡文虎等为代表的近现代著名闽籍侨领，即是后来涌现出的其中典范。
为祖国教育事业穷尽一生，鞠躬尽瘁的陈嘉庚先生，坚信教育兴国的理念，“立志一生所获财利，概办教育，为社会服务，虽屡经困难，未尝一日忘怀”。据不完全统计，其一生用于办学的经费即多达一亿多美元。对陈嘉庚的大义、大善，毛泽东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
头戴“万金油大王”和“报业大王”两顶王冠的旷世奇商胡文虎，是闽商中又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东南亚侨界风云人物。作为华侨，他视爱国为天职，在抗日战争中领导海外客家运动，共救国难，贡献甚多；作为巨商，他广济博施，惠利群众。胡文虎的慈善事业以捐资于医药为最多。据估计，他一生的慈善公益捐款多达2000万美元，在其所处的时代，近乎天文数字。
及至后来的安溪籍印尼著名华人实业家、爱国侨领李尚大、李陆大兄弟，南安籍爱国侨胞、印尼著名实业家黄仲咸等众多闽籍侨商，无不延续了这种慈善为怀的闽商传统。
据统计，改革开放以来福建海外乡贤对福建慈善公益事业的捐资已达80多亿元，为家乡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良多，成为福建慈善事业的主力军。
不吝行善普世情怀
闽商的事业发展到哪里，慈善公益就做到哪里。
这种乐善好施的传统，在改革开放后方得以兴起的现代本土闽商身上，同样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作为逐利创富的商人和企业家，在追逐功利的同时，他们对慈善公益并不吝啬。现代本土闽商致富之后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回馈桑梓，回报社会。
“福建首富县”晋江，早在2002年12月18日就成立了晋江市慈善总会，成为全国首家县级民间慈善机构。海内外晋江人涌跃加入，不到九个月，慈善总会已募得慈善基金1.746亿元人民币。
2007年出炉的胡润慈善榜，11位上榜的慈善家4年内累积慈善捐赠金额达到10亿元；2008年，56位闽商进入胡润慈善榜；2010年胡润慈善榜发布，15位闽商共捐赠了48.6亿元，人均3.3亿元，平均捐赠额全国最高。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资料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海外闽商在福建的投资近300亿美元，占全省吸收外资总量的70%；无偿捐赠公益事业达96亿元人民币，为福建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闽商的爱心并不仅仅狭隘地体现在故乡，随着事业版图的扩张，他们的善举也随之散播到全国各地。福建达利集团董事长许世辉仅在2008年就在云南、湖北和吉林分别成立了总额达1亿元的“福建达利集团许世辉教育基金”。
可以说，从19世纪海外闽商慈善不分种族、信仰，到当代闽商这种超越地域的广济博施，体现出了闽商慈善的普世情怀。本报综合
闽商
乐善
与宗庙文化有关
企业家慈善精神在升华
福建乡村人们在兴办村庙祭祀，以及筹款修路的活动中，已培养出一种公益心与“自治精神”，仰或一种“社区集体主义精神”。
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甘满堂接受本报记者专访，称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与福建沿海地区宗祠与村庙文化有关。
记者：是什么让福建企业家从事慈善事业？
甘满堂：西方企业家从事慈善源自宗教情怀，福建省籍企业家从事慈善也有宗教情怀的因素在内。福建的祠堂与村庙数量众多，可以说是“村村缘有庙，无庙不成村”。祠堂是血缘群体团结的纽带，而村庙则是地缘群体团结的纽带。福建乡村公益事业办得很好，路桥亭阁都由村民出资修建，捐资助学蔚然成风，这无疑是与村庙宗祠文化发达有关。
记者：也就是说，福建人从小在生活中培养了一种回馈的精神？
甘满堂：是的，他们在参与村庙祭祀活动时，从自己的父母和乡亲的行为中，已培养出一种公益心与“自治精神”，也可以叫做是“社区集体主义精神”。
记者：现在这些福建企业家的慈善行为与修路修庙有什么不同？
甘满堂：现在他们已经超越了对自己宗族或者村落的回馈，一些企业家在企业越做越大的情况下，已经不满足于简单的物质财富，他们会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是慈善精神的一种超越。
记者：也就是说，企业家的慈善精神在升华？
甘满堂：是的，一些企业家，对慈善有着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之后，知道慈善不仅仅是针对本宗祠和村落，应该让更多的人得到帮助。于是，这些企业家开始超越宗族与村落的限制，更大范围内做慈善事业，捐助政府修建基础设施，修建学校，乃至发展到现在的成立慈善基金会。
甘满堂：福州大学社会学系主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从事城乡社会学与宗教社会学研究，著有《村庙与社区公共生活》一书
本报记者孙韬
与乡土情结有关
回馈桑梓凝聚海外商帮
对祖国的深深挚爱，难以割舍的故土情怀，对家国故土的慷慨报效之心普遍存在于这些在异国他乡开枝散叶、奋发有为的海外游子心中。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源于福建深厚的人文底蕴。尽管古代为“士农工商”四民社会，商人社会地位极低，然而福建人却勇于冲破思想束缚，主张儒者为贾，实现“济世”抱负。如明人李光缙在《景壁集》中：“士君子不居朝廷，必游市肆，此非羞贫贱而厌仁义，良亦欲有所行其志焉”。在封建社会里“用贫求富而仁义附，诚莫如贾”。大量知识精英的加盟，使闽商颇具“儒商”特质，他们重义轻利，以“经世济民”为己任，为行善而无怨无悔。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因其有强烈的乡土情结。人们对家族有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为家族利益而不惜生命。因此许多商人常常倾囊购置族田，专门用于改善族人福利。近代以来，许多闽人奔赴南洋创业，原先的家族观念便扩展为乡土情结，人们以方言为纽带，组成地缘商帮。当他们创业成功后，眷恋故土，回馈桑梓不仅成了他们实现对人生价值自我肯定的主要方式，也是提升海外商帮凝聚力的重要途径。
闽商之所以热衷慈善，亦是其创业艰辛的体现。闽商为了创业，常常漂洋过海，前往异域开拓，不仅要承担商业风险、抵御风暴侵袭、更要克服文化隔阂和民族歧视，忍他人所不能忍，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客死故乡。因此闽商极富有抱团精神，常常结成商帮，设立会馆，以便在恶劣的环境下求得生存与发展。每当商帮会员有难，其他商人便会积极伸出援手，捐钱出力，助其渡过难关，形成互助互恤的良好传统。由于创业艰辛，闽商成功后对穷人更具体恤之心，因此对施善常常倾全力为之，这也使他们能较好消除与其他族群的对立，更好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
（作者徐文彬）
徐文彬：福建松溪人，福州闽都文化研究院研究人员，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慈善史、闽台文化史研究
